消费水平概述篇1
（一）K.勒温模型
20世纪以来，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对探索人类心理与行为奥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致力于对此的研究，试图提示隐藏在复杂行为背后的一般心理规律。其中最为著名的可能要是K勒温在大量实验研究基础上提出的人类行为模型。
勒温的行为模型如下所示：
B=f（P，E）
勒温的模型表明，人类的行为是个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该模型还进一步阐明，人类的行为方式、指向和强度，主要受两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即个人的内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其中，个人内在因素包括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两类基本因素，而外部因素又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两类因素。这一观点为60年代以后的消费者心理与行为模型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A.班杜拉的人类行为交互作用模型
20世纪60年代以后，心理学家班杜拉在勒温模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人的行为是三元（三向）交互作用形成理论。如下图所示：
根据上述模式，班杜拉的人的行为交互作用模式说明：行为既不是单由内部因素决定的，也不是由外部刺激所控制的，而是由个人的行为、个人的认知、情感等内部因素与环境交互作用所决定的。根据班杜拉的人类行为交互作用模式，进一步发展出消费者心理与行为的概念性框架，对我们思考消费者心理与营销策略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下图表征的是班杜拉的行为交互作用模式与营销策略的相互关系。
这里消费者的感知（情感）与认知是指对外部环境的事物与刺激可能在人心理上产生的反应。顶感知反应偏向于情感方面；认知则涉及思考和知识结构。消费者行为是指外在行为即可以直接观察到的消费者活动。环境包括各种自然的、社会的以及人与人之间交互产生的氛围，这些都对人的行为有影响。营销策略则将营销刺激因素置于消费者的环境中，从而影响他们的感知、认知和行为。并非每个消费者都会被某个营销策略影响，因此商家要根据消费者的不同类型将市场划分才会适销对路。记住：这一点十分重要。
（三）D.I.霍金斯的消费者决策过程模型
如果说前两个模型主要是从心理学理论本身考虑的话，那么美国消费心理与行为学家D.I.霍金斯的模型则是将心理学与营销策略整合的最佳典范。他的《消费者行为学》一书目前已出了第八版（2001），可见该书在营销界的影响力。
霍金斯的消费者心理与行为模式如下图所示：
这一个关于消费者心理和行为与营销策略的模型，它为我们描述消费者特点提供了一个基本结构与过程或概念性模型，也反映了今天人们对消费者心理与行为性质的信念和认识。
该模式认为，消费者在内外因素影响下形成自我概念（形象）和生活方式，然后消费者的自我概念和生活方式导致一致的需要与欲望产生，这些需要与欲望大部分要求以消费行为（获得产品）的满足与体验。同时这些也会影响今后的消费心理与行为，特别是对自我概念和生活方式的调节与变化作用。
关于自我概念和生活方式是近来消费心理研究的热点。一般认为，消费者在内外因素影响下首先形成自我概念或自我形象。其后自我概念又将通过生活方式反映出来。实际上，自我概念是个体关于自身的所有想法和情感的综合体。生活方式则是你如何生活。后者涉及你所使用的产品，你如何使用这些产品以及你对这些产品的评价和感觉。记住：生活方式是自我概念的折射。
无任是家庭还是个体消费者，均呈现出各自独特的生活方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是由意识到的和没有意识到的各种决策或选择所决定的。通常，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的选择对自己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影响，而不太可能意识到我们现在和欲求的生活方式，也会对我们所做的消费决策产生影响。
消费水平概述篇2
慈鸿飞先生的论断即颇为惊人。他断言，黄宗智甚至吴承明先生（尽管他承认吴老“似乎尚认为中国市场的发展方向是趋于资本主义的”）对近代华北农村市场发展“估计不足”，认为“二十世纪前半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市场有很大发展，其扩大程度远远超出前人已作出的判断”，并且“这种发展方向毫无疑问是朝向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黄宗智先生所说的‘非资本主义趋向’”。他强调，“从农村商品交易的自由程度、特别是资本市场融通的自由程度、劳动力大规模迁移的自由程度、外国资本深入农村的自由程度、市场的自治管理程度等等，都可以使敢于正视事实而不仅仅重视政治观念的人们毫不犹豫地作出这样的判断”。他甚而宣称，“六七十年前华北农村手工业的兴旺景象几乎可与今日乡镇企业的腾飞相比美”。他还认为，“农民收入的增加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华北农村市场的发展”。据他估算，20世纪30年代华北农民的收入水平差不多已相当于90年代中期全国农民的年均纯收入，所以“说中国农业直到本世纪中叶仍只是一个‘糊口农业’，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无法对历史的发展作出解释”。他最后的结论是：“这一历史时期华北的农村经济已经具备了一般形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也证明农业生产力达到相当水平”；而且由于“参与市场的农民都是享有完全独立自主产权和经营权的生产者（包括租佃者，他们大都享有永租或永佃权）”，“完全依据市场需求和自身的消费需要，自主决策，自己决定要种什么庄稼、做什么副业”，这就“为舒尔茨的理论提供了历史证明”，并“对黄宗智先生的‘过密化’结论提出质疑”。（注：慈鸿飞：《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史建云女士的研究虽然并非直接针对黄氏的过密化理论，但结论的迥然不同应是显而易见的。她指出，在华北平原所存在的“一个随时雇佣又随时解雇的短工阶级”，尽管“还不能够说近代中国或近代华北农业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可以说“在劳动力市场方面，阻碍农业资本主义关系产生的因素已经不存在”。（注：史建云：《浅述近代华北平原的农业劳动力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在论述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时，史又认为，在近代商品生产规模急剧扩大的情况下，“农村手工业的社会分工和生产力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更明确地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注：史建云：《商品生产、社会分工与生产力进步——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农村手工业生产的收入“有大幅度增长”，“成为农民家庭经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民的生产观念和消费观念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农民的生活质量也得以改善。（注：史建云：《手工业生产与农民观念更新》，薛君度、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339-357页。）
在所有类似的论述中，要算郑起东先生的观点最为决断。他在《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中宣称，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华北农村的农业生产飞速发展，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户利润率多在10%至15%之间；农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明显改善，以“恩格尔系数”衡量，已经开始了从“绝对贫困型”向“温饱型”的转变。因此，华北的农业不仅“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积累”，“也反驳了那种认为中国农业拖了中国工业化后腿的观点，并给华北农业为工业化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提供了证明”。（注：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此文立即受到刘克祥先生的严厉批评。（注：刘克祥：《对〈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的质疑与辨误》，《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下文所引刘之反驳郑文的论述，均见此文，恕不一一注解。）但郑先生在随后的商榷过程中虽然承认自己在估算华北农村粮食产量和劳动生产率时，犯了“在学术研究中不能允许的”疏忽和错误，但仍然坚持己见，并抓住刘文中的一些疏漏做了进一步的申论。（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兼与刘克祥先生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这些批评涉及过密化理论的方方面面，但是核心问题则是农民收入与农民生活水平。如果事实确如郑起东先生所说的，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华北农民的生活消费已经开始了“从绝对贫困型至温饱型”的转变，以至于像刘先生据此所估计的，用不了三五年的时间就可以步入“小康”，那么，整个过密化理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注：参见陈意新《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所以，这里拟接着刘克祥先生的话茬，就这一问题再做一番辨析，以求去伪而存真。
鉴于上述论者大都特别强调在研究方法上要反对过密化及相关理论的所谓“简单化倾向”，即“单纯依靠例证，缺乏定量分析”、“偏重典型调查，忽视系统调查”、“囿于静态研究，忽视纵向比较”等等，要“反其道而行之”（注：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所以不管事实如何，下面的讨论都将力求避免这种倾向，而注重定量分析、系统调查和动态研究。
（一）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统计学的重要性是无庸置疑的，但无论如何也只是我们进行逻辑分析的辅助手段或工具，而不是起点或目标。对此，吴承明先生曾有的评：“经济计量学方法应用经济史，其范围是有限制的。在这个范围内，应该主要用它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建立新的理论。”（注：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如果我们的统计学模式建立在某些错误的逻辑联系之上，或者说有意无意地隐去某些关系条件，那么，你的模型再诱人，再复杂，也是没有任何解释力的，姑且不论你输入的数据准确与否。上述郑先生之所以依据1922、1931年两次所谓的“系统调查”以及李景汉的定县调查等（注：这些调查主要是1922年燕京大学农村经济系戴乐仁(J.B.Tzyler)教授主持的对直隶遵化、唐县、邯郸、冀州南部等乡村3673户进行农家经济调查、1931年国民政府农业部对包括冀鲁豫在内的全国22省6市农户平均每年收支的调查以及李景汉1928年对定县34家农户和1931年对定县123家农户所做的调查。），就得出华北农户收入迅速增长，生活大为改善的结论，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类统计学的基础之上。
其中之一即是刘克祥先生业已指出的，通过平均数“掩盖农户间收支的阶级差别”，以少数地主富户的收入进行横向“拉升”。否则我们很难理解定县每一农户的年平均收入会从1928年的281.14元，猛增到1931年的440.79元，而其每家生活费的平均费用也在短短3年内由242.64元膨胀到424.55元。（注：参见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2-305页。何延铮整理：《三十年代初期河北定县一百二十三户生活水平调查》（摘录），政协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7-84页。）刘先生未曾注意到的是，这种平均数还可以在另一极的1922年起到相反的作用，即借多数贫民的收入压低了富户的年平均收入水平。一抬一压，其间的差距无形之中又扩大了许多。以下就是郑所引用的戴乐仁的调查结果：
资料来源：戴乐仁等：《中国农村经济实况》，农民运动研究会1928年版，第96-97页。按：原表分类过于细碎，现重新编制。另，原表收入总数（575040元）有误，现改正之。
由表可知，在戴调查的3673户直隶乡村家庭中，年收入在他所估算的华北农村贫困线（150元）以下的家庭，即多达3023户，占总户数的82.3%，而收入总计只有112313元，不到总收入的20%，其中50元以下的家庭则为2277户，几占总数的62%，入款则只有总收入的8.15%。这一点也可以从戴乐仁按拥有土地数量的多少而划分的各层次组家庭数及人口的比例中得到证明：
表21922年直隶农村土地占有与家庭、人口及收入的分组统计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34页，表8；第56页，表14。表中数据及分组均对原始资料做了部分调整。由于原书表8及表14中被调查的家庭数有出入，故分列。
据上表，占地25亩以下及无地户，其人口总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也高达66.5%。这都是一些让调查者“不敢置信”的数字，“是一个很可惊的现象”。（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60页。）很显然，作为灾害救济机构中国华洋义赈会委托的这次调查，其调查对象绝大多数是最下层的贫民，富户只占极少数。被调查的地区，据原报告叙述，“除遵化一处外，其余多是灾难之区，有的还连遭数劫的”（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19页。）。因此，以这样一种背景下的调查数字，特别是以低于贫困线的所谓年平均收入作为参照系，其结论之可靠性也就可想而知了。何况这里的年平均收入，正确的结果应该是156.6元，而不是郑所计算的145.43元，因为根据原表加总，表中所列的281户“未包酬偿在内之家庭”并没有收入计入总收入之内，如此之少算了11.3元。
其实，戴乐仁在调查中，曾根据土地占有的多少对有关家庭的收入做了分组计算（见表2），将此结果与郑文表13“冀鲁豫三省各类农户平均每年收支”做一对照，不难发现占地50亩以上的农户1922年的收入水平已超过或接近河北省1931年百亩以上的农户，而50亩以下的农户，1931年各类农户中的最低一组（即地主）的收入也是1922年的2.11倍。如此巨大的反差，怎能不令人怀疑其可比性呢？
还有一个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这就是郑文在估计1931年农户收入时尽可能地满打满算，包括农、林、牧、副各项产值，却忽视了戴乐仁的调查在估算农家收入时实际上是相当不完整的。虽然“凡是家庭之入息，包含各项之总数，在此均算在内”，但是家庭工业部分，却因调查时间太少，计算困难，“未包含所有在家庭的工作之价值，独算其所做的能得到金钱的报酬之一部分”。（注：《中国农村经济实况》，第51-52页。）这未包含的部分，就有家庭棉纺织业在内。尽管这些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并不大，但其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农民收入水平，应是没有疑问的。
郑文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疏忽则是略去了这么多年间商品价格的巨大变动，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在可比价格的基础上来进行纵向的比较，由此自然也拉大了农户收入的增长速度。按郑的计算，冀鲁豫三省1931年农户平均收入为314.93元，较1922年（145.43元）增加1.17倍，平均每年增长9.32%。（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可是从表3可知，从1922年到1931年，华北的物价总指数也增长了36.2%，扣除物价增长因素，其所计算的农户收入增长速度自然要大打折扣。
表31922、1928、1931年天津批发物价指数（1926年＝100）
资料来源：《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转引自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
郑文坚信不疑的1931年华北农户收支调查，看起来并不是惟一的，也不是最早的。最早的同类型调查应在1928年。在河北省政府1930年6月印行的《河北省省政统计概要》的“农矿类”第24至55页就可以找到。将书中的数据与郑文引用的1931年的数据做一比较，你就会像郑之“发现”华北农户收入大幅度增长那样，发现1929至1931年间华北农户收入居然短期内有较大幅度的下滑，参见表4：
表41929、1931年度河北省各类农户平均年收支比较
单位：银元
资料来源：1929年数据见河北省政府秘书处《河北省省政统计概要》，1930年6月印行，第24至55页；1931年数据转引自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要是扣除1931年物价上涨的部分（参见表3），其下降的幅度还要大。假定这一调查是可靠的，再联系到郑先生也会承认的随后的农业大危机，那么，可以断定，此一下降势头恐怕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至少要延续到1936年。从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也就十几年的时间，而经济萧条期就占去了其中的一半（尚不考虑重大的天灾人祸），要从中得出农户收入以接近甚至超过当今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郑文的估计是年增长9.32%）飙升，则不能不有点“玄”了。
郑文之得出华北农民收入增加和生活改善的结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清末民国年间华北粮食亩产量的上升和副业、手工业的发展。这也是他和刘先生争论的焦点之一，或郑先生所说的“根本分歧”。因其有关手工业部分的论述主要是利用了史建云女士的研究成果，我们在下文将专门予以讨论，这里仅就农业问题略做陈述。
应该说，在经过海内外学者，特别是徐秀丽女士细致艰苦的论证之后，要否定华北粮食亩产量总体上的缓慢上升势头，继续坚持“持续下降论”，确实非常困难。但徐秀丽女士的最后结论却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这一现象。她认为，近代华北的粮食产量较清末有较大增长，并已恢复到清中叶的水平，但是由于19世纪末期以后我国人口又开始大量增长，其速度快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因此，“人均粮食占有量仍大幅度趋减，近代农业已危机四伏，不容乐观”（注：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页。）。而根据笔者的论证，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粮食产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应是同一时期全国气候变暖的结果，而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关涉。（注：参见拙文《近代中国粮食生产与气候波动》，《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4期。另请参见拙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2-166页。）
有意思的是，郑先生为了论证这一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提高，竟然以同期华北人口数量的下降为依据，并认为这种下降“除了可能受到战争和瘟疫的影响外，还可能受到向外移民的影响”（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的确，在郑先生所论述的这一时期，近代华北农村不仅正处在近代以来一个新的内战频发期和高潮期，也恰恰进入了一个新的自然灾害群发时段，发生于此地的大规模移民潮正是在这种天灾人祸的促动下形成的，且不论仅仅是1920年及1928-1930年华北、西北两次大饥荒就分别造成了50万和1000万左右的人口死亡。（注：参见拙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第73-112页。）以如此巨大的代价换来的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提高，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从农户的角度来说，粮食亩产量的提高与农户收入的增长之间也不能直接划等号，我们必须从中扣除一应的生产成本。如果在产量增加的同时，生产成本增加的幅度更大，其对农民生活改善的贡献也就微乎其微了。关于这一点，定县农家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
据李景汉的调查，该县从前“常遇旱灾，土壤又属平常，因此农作物之产量不丰，民食甚感困难”，20年代以来，由于“遍地凿井灌田”，“产量大增”。有井之地，“不但在一年内能收获两次作物，且每次作物之产量亦较无井时增加，又可年年收获，而无苗枯之患”。（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11-613页。）增收幅度，小麦、大麦为100%，粟为55.6%-67%，白薯27.8%-40%，花生16.7%-20%，棉花60%。（注：李景汉编：《定县须知》。转引自应廉耕、陈道《以水为中心的华北农业》，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版，附表三。）所以在当地有“旱不死定县”之说。（注：鲁绍柳：《定县农村经济概况》，《文化建设月刊》第3卷第4期，1937年1月10日。）但一来凿井的费用很高，20年代及以前，村内井平均每口约33元，村外井54元，1931年每口井增至80元左右（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44页。）；二来井地“所费的人力比较旱地约增两倍”，“这样算来，获利并不很厚”。调查者认为，其原因是“各农户吝惜小费，在播种时，不肯多用肥料，常常浇灌，土地渐瘠，等到秋初结实，田禾日益萎弱，所以不能丰收”（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115页。）。可是多施肥料，并不一定能导致产量成比例增加，同时又增加了工本和人力，结果可能还是得不偿失。定县的大多数农民，即便在太平年代，也依然只是“饱粗食暖粗衣”，而把“烧饼油条不离口”当做极乐世界。（注：李景汉：《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社会学界》第8卷，1934年6月。）鲁绍柳先生是这样描述定县农民“颇为清苦”的生活的：
到了冬季，多数人家都以菜蔬作为主要食料，谷米反为不常吃的东西，白面并非遇特别事情，也轻易不肯吃一次，鱼肉膏粱更谈不到，所以俗有“糠祁州，菜定州”之说。甚而只吃几块煮山芋喝点白水，就能混过一天，但是喝水，亦多喝凉水，喝开水的很是少见。至于吃香油，说来更是稀奇。每买几两香油，常常吃了一两个月还不见少。这是因为油勺是用一枚制钱插上个高粱秸做成的，每勺一次油，还不如从汤水中带回去的水分多。（注：鲁绍柳：《定县农村经济概况》，《文化建设月刊》第3卷第4期，1937年1月10日。）
一方面是“旱不死定县”，一方面又是“糠祁州，菜定州”，两者之间的关联颇值得深思。张佩国先生关于近代山东农村水利灌溉的投入产出分析，则表明这种现象在华北各地并非偶然。（注：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161-164页。）
（二）
郑文对华北农民消费结构以及恩格尔系数所做的衡量与判断，采用了同样的计算方法。
且不论考察经济生活的变动趋势必须具有长期系统的调查数据的支持，也不论其所利用的资料是否具有可比性，即以郑文统计的结果而言，不仅不足以支持郑的立论，相反却恰好证明了农民生活的糊口性质。的确，从其所利用的原始资料来看，定县被调查农户的恩格尔系数是从1928年的69.23%降低到1931年59.97%，但也不过是处于“勉强度日型”（恩格尔系数在50%-60%）的最底线而已，似乎并不值得欢喜雀跃。
从理论上来说，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是有一个过程的，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只有在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并且食物消费达到相当高的平均水平之后，家庭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才会导致食物支出所占比重的下降。而在此之前的一段时期内，家庭收入的增长一般会导致食物支出的进一步增加，甚至是较大幅度的增加。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都曾经历过这样一种正常的变化过程。因此，如果我们无法证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华北农村也曾经历过此类过程，那么，恩格尔系数在某一年的突然下降就只能是偶然的，不正常的，是不能用作对长期变化趋势进行判断的依据的。
考察和测量恩格尔系数的变化趋势，并不只是将两个年度的食物支出额和全部收入额做一个比较就完事大吉了。除了考虑食品和日用品之间因使用寿命的不同而造成的周期性波动以及天灾人祸等突发事件引起的随机波动之外，还必须特别注意价格变化的影响。由于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弹性小，在低收入家庭中所占比重较大，价格的微小波动对低收入家庭都是非常不利的。一般来说，如果食品类价格上涨幅度大于非食品类价格变化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高，如其他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幅度大于食品类价格上涨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低；相反，如果食品类价格下降幅度大于非食品类价格变化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低，如其他消费品的价格下降幅度大于食品类价格下降幅度，恩格尔系数必然偏高。所以，要真实地反映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的变化，必须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
其实，从1928年到1931年，乃至随后的几年，食品类和非食品类物品的价格均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但李景汉的两次调查并不能据以完整地反映这种变动给农户消费带来的影响。1928年的生活费调查，虽然列有34家全年内各项食品平均消费数量及平均费用，使我们可以计算出各项食品的平均价格，但其他生活资料的价格阙如（其中杂费类各项列有平均费用，但没有消费数量，同样不能计算其平均价格）。在后来整理出的1931年调查中，这一项倒很齐全，但只是以类计算，而没有将消费品逐一列出，难知其详。好在李景汉还主持调查了定县1930到1933年度（1930年7月到1934年6月）各种物品的价格（注：见李景汉等《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1934年10月印行，第151-413页。），至少可以让我们比较一下定县农民消费的一些主要食品价格1928和1931年的变化（见表5）。至于非食品类的价格，虽因1928年缺乏资料而无法确切比较，但是从天津城的价格变化中，还是可以捕捉到其大致的变动趋势的。大致说来，在这两年之间，以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价格从1931年起开始下跌，而其他物品的价格大部分在1931年度尚处于上升势头，此后虽绝多跌落，但程度甚微，“跌落的程度是不及农产品远甚的”（注：参见张培刚《张培刚经济论文选集》上册，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95-98页。）。在农户消费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以时价计算的恩格尔系数。就食品类消费而言，主要食品价格除甘薯外均有大幅度的下跌，副食品类价格涨跌不一，但总体上似略呈上升之势，故郑文所谓食品消费结构的优化，恐怕也是很有限的，更不用说这种价格结构的变化给农民收入带来的不利影响了。
资料来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13-316页；《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第151-236页。
说明：1.表中所列各项为定县1928年比较重要的消费食品。1928年每项食品价格＝每家平均费用（元）／每家平均消费数量（斤）。同一食品1931年价格，如系多品种的，以最低价格选入。
2.1931年各项副食品价格中，米面杂粮类原调查表系按公斗计算，现据当地度量衡换算成市斤，其中小米：1公斗＝20市斤；小麦、稷米；1公斗＝19市斤；高粱：1公斗＝17市斤（参见《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93页；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6年2月印行，第481页）。其他如大麦、豆类、玉米、黍子、荞麦的折算暂同小米。
现在假定李景汉1928、1931年度对定县农家生活费所做的两次调查具备可比性，同时引入价格因素，这时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问题是一般经济学原理难以解释的。请看表6的统计结果，相比1928年度，1931年度定县农家的食品消费量要多出15.94%，但其每单位平均价格则高出30.63%，这显然与当时食品类价格总体下跌的趋势不符。尤其是米面类，1931年的单位平均价格是1928年的187.38%，而平均消费量又只相当于1928年的61%，高得出奇，少得也出奇。虽然这一年甘薯的实际价格上升了39%，其他米面杂粮的价格可都在下降，其带动整体价格水平的上涨幅度当不致如此之大；而且，由于甘薯是定县大部分农民的主要食粮之一，在1928年的消费量几乎是米面类消费总量的一半（不包括甘薯片），所以尽管价格上涨，其消费量也不至于猛减，毕竟其价格比其他粮食还要低很多。再就是蔬菜类，1931年的价格比1928年高出34.45%，消费量却多出了1.12倍。肉蛋类、油类也是如此，价格越高，消费量越大。而这类物品显然不是经济学所指的“吉芬物品”——即一种特殊的低档物品，其价格往往与需求量做同一方向的变化。诸多反常现象，按照郑文的逻辑，大约只有一个因素可以解释，这就是1931年农户的收入水平要大大地高于1928年。但这与我们前面的叙述又大为抵牾。于是，真实的情况便是刘克祥先生所说的，1931年被调查的农户，多数是当地比较富裕的。1931年度这类农户消费的米面类价格在粮价总体下滑的情况下之所以依然居处高位，主要就是因为粮食品种相对优良，其价格较甘薯类杂粮的价格本来就高得多。
表61928和1931年度定县每调查户各项食品消费量、值及平均单价
资料来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13-316页；《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第151-236页；何延铮整理：《三十年代初期河北定县一百二十三户生活水平调查》（摘录），《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77-84页。
说明：表中1928年食品分类系据1931年调查所列各项做相应调整，与原表略有出入，但总数不变。各类平均单价＝各类消费值／各类消费量。1931年食品消费量和平均单价中带*号各项，系估算所得，其平均单价的计算方法，是将农户1928年消费的此类食品所包括的各项，按1931年的价格进行简单平均；其消费量＝此类食品消费值／平均单价。
即便是1928年的34家调查户的生活程度，也如同刘先生反复强调的，是因为每家平均农地面积（31亩）超过了当地62村的平均水平（23亩），而“稍高于一般的生活程度”。除此之外，调查报告还特别做了补充，指出“在记账的周年内农作物的收获也比较的稍好，又没有遭遇特别的天灾人祸，大致农民是比较的过太平日子”；“经济状况尚较普通年稍佳”。（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259页。）饶是如此，大多数农民还是只能够“饱粗食暖粗衣，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下而活着，以不挨饿为侥幸，视饱食暖衣为福境”（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02、311页。）
不过，对于那些占地百亩以上的大户是否都是地主富农，郑先生有自己的理由加以否定。他引用史建云的研究成果，认为华北农户的平均人口一般随着土地的增多而上升，通常占有耕地20亩左右的农户平均每家5-6人，占地80亩的农户平均人口超过10人，因此占地百亩的农户，从人均土地占有的角度来看，在华北只能算作中等户，“都只是自耕农，而决非地主富农”（注：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问题是，从这个角度即使可以摘掉百亩大户的“地主富农”的帽子（且不论这种观点正确与否），也无法为自己的观点说项，相反倒是提供了一个反证。不妨听一听李景汉先生针对这种现象所做的评论：
从这种耕田大小与家庭人口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上，我们也可以看清农家的贫穷现象是如何地普遍。不但是小农的耕田面积不足以维持其适当的生活程度，就是耕田较多的农家也是难以提高他们的生活程度；因为耕田的亩数增加了，紧随着人口的数目也就增加了，家庭的消费也随着增加了，也就不得不同样的仍过着穷苦的生活程度。自然也有例外，但太少了。（注：李景汉：《定县土地调查》（上），《社会科学》第1卷第2期，1936年1月。）
在对上述34家调查户家庭人口与生活程度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之后，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家庭人口愈多，不但不能提高家庭之实际生活程度，反有使生活程度降低的趋势”。人口愈多的家庭，“虽然全家之收人比较亦愈多，而每等成年男子收入平均数反愈减少”；每家全年总支出的平均数也随之而增加，但每等成年男子的平均支出却随之而减少。因此，“家庭人口增多，非为家庭之福，实为家庭之累”。（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09页。）
消费水平概述篇3
[关键词]旅游业经济效应理论
一、基本概念
1.旅游业。目前概括起来,旅游业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概念认为:旅游业是为了国内外旅游者服务的一系列相关联的行业。但这种太粗略的描述,让人很难把握究竟哪个行业属于旅游业的范畴。狭义的概念则认为:旅游业是在旅游者和交通、住宿及其他有关单位之间联络、代购代销,通过为旅游者导游、交涉、代办手续,并通过利用本企业的交通工具、住宿设备为旅游者提供服务,从而取得报酬的行业。
旅游业概念之所以难以确定,主要是因为旅游业涉及的行业广泛。但基本上可以分成吃、住、行、游、购、娱等几个部分。因此,旅游业应主要包括旅游餐饮业、旅游住宿业、旅游交通通讯业、旅行社业、旅游购物经营业、旅游观赏娱乐业等几大部分。其中,旅行社、旅游交通及旅游酒店被看作是旅游业的三大支柱产业。另外,虽然各级旅游管理机构和旅游组织不直接盈利,但由于它们在旅游业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应纳入旅游业的构成之中。
综上所述,旅游业的定义可以做如下的描述:以旅游资源为凭借、以旅游设施为条件,向旅游者提供旅行游览服务的行业。旅游资源、旅游设施、旅游服务是旅游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三大要素。
2.经济效应。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它的经济效应逐渐显现出来,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旅游业经济效应是指旅游活动对旅游地(目的地)经济的影响。它涉及到旅游收入、旅游就业、旅游目的地的经济增长、关联企业收入、关联行业就业、目的地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等各个方面。换而言之,是旅游者的消费对旅游目的地经济各种影响的总和。
二、旅游业经济效应分类
1.按照产生时间。旅游业经济效应按照其产生的时间,可分为即时经济效应和滞后经济效应。
即时经济效应随旅游收入流入旅游业内相关行业,能够在第一时间监测到。比如景区的门票收入。
滞后经济效应是指目前看不到、摸不着的,潜而没发的经济效应,它在时间上有一个滞后性,经历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
2.按照经济价值。旅游业经济效应按照其经济价值,可以分为积极经济效应和消极经济效应。
积极经济效应是指旅游业对旅游地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有利)影响。比如,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会给旅游地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促进居民就业。
消极经济效应是指旅游业对旅游地经济发展带来的消极(不利)影响。比如,由于旅游业的发展,会带来旅游地物价水平的提高,而它的涨幅超过了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的涨幅,就会给当地居民带来生活上的负担。
另外,按照发展的观点看待积极经济效应和消极经济效应,它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会随着时间而变化,所以必须用动态的观点看待这个问题。
3.按照表现形式。旅游业经济效应按照其表现形式,可分为显性经济效应和隐性经济效应。
显性经济效应又称为直接经济效应,是指旅游业的的发展引起的经济收入增加,就业岗位增加等外在的、能直接表现出来的经济效应。这些从当年旅游年鉴统计数字就能知道。
隐性经济效应是指因为旅游业的发展,带来的经济效应,但在形态上检测不到,主要包括诱导效应和间接经济效应。旅游者在旅游地的一系列消费活动,都会带来区域内经济收入的增加,把旅游地居民消费再次促进旅游地经济水平增长的经济效应称之为诱导效应。
三、影响旅游业经济效应的因素
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影响经济效应的因素很多。根据布伦•阿彻尔(archer)教授等人观点,影响旅游业经济效应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消费金额。旅游者在旅游地消费的金额决定着对经济效应影响的大小。旅游者在旅游地消费的金额越多,对当地的经济效应越明显;反之,则对当地的经济效应越小。所以,旅游消费是影响经济效应的根本因素,也是关键因素。它是旅游地经济效应的外生变量。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当旅游消费金额达不到一定数量时,其经济效应变现得不够明显。
2.消费结构。旅游者在旅游地的消费结构对经济效应中的收入效应和就业效应影响特别大。旅游者在旅游地的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对当地的餐饮业、宾馆业、交通业、景区、商业和公共服务业带来可观的收入效应,同时还促进了就业。在消费结构中,如果用于吃、住、行在六要素中所占的比重过大,那么用于游、购、娱的花费较小,那么目的地的旅游直接经济收入就会减少,这对当地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也会减小,进而对就业带来不利影响。如果要促进旅游地gdp又好又快增长的话,必须调整好消费结构。
3.经济规模。旅游者吃、住、行的规模,直接影响旅游目的地的经济效应。旅游目的地餐饮业、宾馆业、交通业的规模,吸引不同的旅行团队。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规模经济效应的古典解释,这种规模效应也体现在旅游业的方方面面。例如,随着乘客人数的增加,交通成本肯定会相应减少。餐饮业和宾馆业同样受经济规模的影响很大。
另外,经济规模大的地区比中等经济规模的地区更吸引旅游者,带来更广泛的经济效应。但不是所有经济规模大的地区都比其经济规模小的地区吸引旅游者,例如神秘的香格里拉、神农架特别吸引人。
4.关联程度。旅游业各部门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关联程度,直接影响着旅游业的经济效应。例如,推广有纪念意义的旅游产品时,少不了文化部门和宣传部门的鼎力支持。因此,旅游地对其各部门投入额越大,他们相互之间关联程度越紧密,支持力度也就越大,提供的服务和配套政策越完善,因此,带来的经济效应越明显。
参考文献:
[1]段强.旅游在转型经济中的作用.旅游学刊,1999,(6):65.
[2]杜靖川,田里主.旅游经济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
消费水平概述篇4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标准消费人消费函数人口老龄化
消费是总需求的主要部分之一，研究消费是由什么引起的、决定消费的因素是什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低消费、高储蓄的现象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而他们所研究的大多是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中国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中国的传统习惯等等，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消费的影响没有过多关注。
2000年，我国老年人的比例是7%，而武汉市已经达到了8%。2013年2月18日，武汉市老龄办对全市人口比例变化进行了分析，指出老龄问题日益严峻。武汉市老龄委通报的数据显示，从1993到2012年，武汉市老年人口逐年递增。老年人口的增加则意味着老龄问题日益严峻，需要解决的问题增多。鉴于武汉市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强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将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分析武汉市当前的消费情况。
一、理论基础
根据凯恩斯（J.M.Keynes）的绝对收入假说，影响个人消费的因素是比较稳定的，消费者的消费主要取决于收入多少，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也增加。在这一理论假设下，可得到如下的个人消费函数：
Ct=b0+b1Yt+ut（1）
其中，Ct为第t期的消费支出，Yt为第t期的绝对收入，b0表示自发性消费，b1为边际消费倾向，0
本文将人口年龄分为少年人口（0―14岁）、成年人口（15―64岁）、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三个年龄组。
二、建立模型
1、直接引入人口年龄结构的消费函数
在给定消费水平条件下，最终的消费函数为：Ct=ctPt（2）
其中，Ct为消费总额，ct为人均消费水平，Pt为总人口。
从上式来看，影响总消费水平的因素有人口总数和人均消费水平，而影响人均消费水平的因素有很多，如人均收入水平、人口年龄结构等，直接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变量可得到：
Ct=a1+a2yt+a3agedt+a4cht+ut（3）
以下本文将用ch、l、aged分别代表少年人口、成年人口、老年人口的比重。
2、间接引入人口年龄结构的消费函数
该模型的建立主要是通过引入标准消费人的概念，将社会总人口折算成总标准消费人数。将此概念运用到绝对收入假说和相对收入假说中，可得到排除了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的消费函数模型。最后再将以人口年龄结构表示的标准消费人带入模型中，可得到总消费函数。
（1）得出标准消费人。假定武汉市总人口P中，少年人口有Ch，成年人口有L，老年人口有Aged。假设少年人口平均消费水平相当于成年人口的？琢倍，老年人口消费水平相当于成年人口的？茁倍。因此，将所有的人折算成标准消费人――以成年人消费水平作为标准。则在人口为P的情况下，共有标准消费人SCP。
（2）将标准消费人引入消费函数。根据标准消费人的计算，可知标准消费人的消费水平是排除了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的指标，因此决定消费水平的因素剩下了人均收入水平、消费习惯等。再根据绝对收入假说，就可建立引入标准消费人的消费函数为：
SCt=a1+a2y+ut（5）
其中SCt是t年标准消费人的消费水平。
以上两式是消除了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水平影响的消费函数，通过数据估计就可得出函数的参数，即可通过预测得到未来标准消费人的消费水平。
（3）将人口年龄结构间接代入消费函数。将消费函数式（5）两边同乘以标准消费人总数SCP得到总消费函数：
通过标准消费人的应用，即可成功地将人口年龄结构代入消费函数。对上式进行简单地分析，可以知道，老年人和少儿的消费水平与成年人也就是标准消费人的消费水平越接近，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就越小，反之越大。
三、数据整理
1、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水平数据
根据武汉市历年统计年鉴中有关GDP、人口、消费以及各类数据资料可以计算得到GDP和人均消费水平的可比价格的数据。
2、标准消费人及消费水平数据
假设以一个15―64岁的成年人为一个标准消费人，将成年人的消费水平作为标准消费水平。然后按一定的比例把少儿和老年人折算成标准消费人。因为在目前的研究中，关于少儿、成年人、老年人的消费系数（即消费比例）没有权威统一的数值，且大多数学者认为老年人和少儿消费量要低于成年人消费量，因此为了使模型更具有代表性和研究的方便，赋予该消费比例（少儿∶成年人∶老年人）两组数值：0.7∶1∶0.7；0.6∶1∶0.8。据此我们将2000―2011年期间武汉市人口换算成标准消费人。
如果将老年人和少年儿童的消费系数定为0.7，得出的数据显示，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断上升，每100人的标准消费人由2000年的92.42上升到2009年的94.07，到了2010年又开始下降，下降到2011年的93.82。
如果把老年人的消费系数增加到0.8，而儿童的消费系数下降为0.6，则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数据显示每100人的标准消费人由2000年的91.49上升到2009年的94.07，到2010年又开始下降，下降到2011年的93.82。
四、模型的检验―消费函数分析
1、对直接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变量的消费函数模型的检验
根据上文所阐述的理论以及假设和函数模型，我们用2000―2011年间的有关数据对人口结构、人均GDP、消费的关系模型式（3）在Stata中进行回归分析，可得以下结果：
Ct=-5964.601+0.137yt-151.344cht+1597.091agedt（8）
t值：（-0.80）（3.96）（-1.80）（1.86）
p值：（0.447）（0.004）（0.109）（0.099）
同时，R2=0.9953，校正后的R2=0.9935
由该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人均GDP和人均消费之间呈强显著关系，而少儿比重与人均消费之间关系不显著，且基本上不具有相关关系。然而，在该模型中，不能反映老年比重和少儿比重对消费是否也有显著影响，即不能准确反映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所以，引入标准消费人的概念，再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与检验。
2、对采用标准消费人消费水平的消费函数模型的检验
（1）利用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即消费系数：少儿∶成年人∶老年人=0.7∶1∶0.7），对不考虑消费习惯影响的模型（5）进行回归分析得：
SCt=3666.383+0.2486yt（9）
t值：（9.98）（24.52）
p值：（0.000）（0.000）
同时，R2=0.9836，校正后的R2=0.9820
由回归结果可知，当消费系数为0.7∶1∶0.7时，人均GDP对于人均消费是有显著影响的，由此可见，该模型高度拟合武汉市2000―2011年期间消费水平与人均GDP水平的关系，该模型总体显著通过检验，且解释力较高，各参数也显著通过检验，因此该模型可用来进行未来的预测和分析。
（2）利用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即消费系数：少儿，成年人，老年人=0.6，1，0.8），对不考虑消费习惯影响的模型（5）进行回归分析得：
SCt=4919.116+0.1440yt（10）
t值：（8.03）（8.51）
p值：（0.000）（0.000）
同时，R2=0.8788，校正后的R2=0.8666
由回归结果可知，当消费系数变为0.6∶1∶0.8时，人均GDP对于人均消费仍有显著影响，同时前期消费水平对当期消费也存在显著影响，上述模型同样也被证明是拟合了武汉市2000―2011年期间消费与人均GDP、前期消费水平的关系，且也是显著通过检验的，同时解释力也比较高，各参数也显著通过检验。
综上可知：两组数据所得的拟合优度都符合要求，上述所建立的模型可用来对未来消费趋势进行预测。
以消费系数比0.6∶1∶0.8所得模型为例，将估计得到的模型参数代入式（9），即a1=3666.383，a2=0.2468，α=0.7，β=0.7，可以得到含人口年龄结构的消费函数：
Ct=3666.383+0.2468yt-0.3（3666.383+0.2468yt）agedt-
0.3（3666.383+0.2468yt）cht（11）
从式（11）可以看出，随着人均GDP的提高，老年人比重对消费的边际影响会上升，即老龄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将变大。同时，由于年龄结构变动的影响，人均GDP提高所带来的人均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减小为C't=0.2468-0.07404agedt-0.07404cht，反映了年龄结构对于消费的影响。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逐渐减小，最终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
五、结论
本文引入标准消费人概念，间接地将人口年龄结构变量引入消费函数，通过对武汉市2000―2011年期间居民消费变化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以下几个结论。一是通过模型分析可知，直接将人口年龄结构引入消费函数，模型得出的结果与经济理论不相符，所以不能反映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均消费水平的影响。而通过标准消费人概念，间接地将人口年龄结构引入消费函数，即可较好地反映出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均消费水平的影响。二是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规模将对总的消费量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低于标准消费人，因此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未来的总消费和消费率水平会相对降低。三是消费的增长率趋向平缓并有下降的迹象，人口年龄结构对拉动家庭消费存在重要的影响作用。要进一步促进消费增长，应当对人口结构变化产生的社会文化与个体经济背景变化给予充分的重视。
总之，提高武汉市需求水平不仅需要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福利水平等，同时也应根据人口年龄结构的需求结构相应调整消费结构。
（注：本文系湖北省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大学生科研B类项目“武汉市人口年龄结构现状分析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龚曙明、欧阳资生：持久收入假说消费函数的改进[J].统计与决策，2008（4）.
[2]刘亮、陈正伟：人口红利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型分析――以重庆市为例重庆[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4）.
[3]刘毅、杜彬：人口增长能拉动消费吗？――模型及广东的实证分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4]王霞：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与中国居民消费[J].浙江社会科学，2011（10）.
消费水平概述篇5
概念大米价格高
在包头市几家大型超市的粮食专柜上，仅大米品牌就有20多种，每种品牌又包括好几种不同概念。如金龙鱼系列，包含清香稻米、生态稻米、原香稻米等几个系列。一些大米的包装上还印有“珍珠米”、“五常米”、“有机米”、“矿泉米”、“香米”、“贡米”等各种字样。而这些有着独特概念的袋装米，价格都比普通大米要高。
消费者看到，一袋东北生产的盘锦香米20斤装售价69元，不同品牌的有机米价格也都在80元左右，相对普通的大米来说，平均每斤售价要高出2元左右。但是这些概念大米在含量和产品信息标注上，描述都不是很清楚。超市一位销售人员介绍：“每种类型的大米对于身体的营养摄入也不一样，一般价格高的大米，像有机米、珍珠米、矿泉米等，肯定要比普通大米的营养价值高出很多。所以我们一般都建议顾客买有机米、香米、贡米这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大米。”
据了解，不同超市的主打品牌也有所不同，销售人员在向顾客推荐时，会侧重于不同的品牌。而小包装大米，每公斤最低的售价在6元左右，贵的每公斤达到16元左右。一位大米生产企业老板透露，虽然小包装大米比散装大米在原粮、加工等环节成本增大，但其利润还是比散装稻米要多。为追求更大利润和市场份额，一些企业就希望通过炒作概念，使小包装大米售价更高，更好地吸引消费者关注。
自我炒作乱象多
现场看到，上述这些品牌的大米，除了极少数的有详细说明外，绝大部分没有介绍或介绍太过简单，实属空炒概念。据水稻专家介绍，现在大米市场竞争激烈，生产企业多，为吸引消费者的眼球，一些生产企业就自己炒作概念大米，以制造市场卖点。一些企业担心，如果自己的大米不标注特色概念，即使大米质量很好，也很有可能被其他企业的概念大米所淘汰。为此，不少稻米生产加工企业就在炒作概念上动起了脑筋。或者跟原产地自然特色沾边，或者跟加工技术挂靠，或者跟收获季节联系，总之就是要有一个自己的所谓特色。于是就形成了现在每个生产企业生产的大米都有自己特色标签的乱象。
这些概念大米外包装上大都没有无公害、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的标签。水稻专家介绍，衡量大米的质量好坏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其种植环境，而无公害、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是其三个由低到高的台阶。他说，如果稻谷质量不佳，即使加工技术再先进也无济于事。大米生产企业应该标注的是上述这三个经国家有关部门审定的标识，其中，绿色和有机更是衡量大米好坏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水稻专家指出，过度空洞炒作概念大米，涉嫌虚假宣传；或许刚开始有新意，但一旦时间长了，消费者就有可能不再相信它并进行抵制。
营养师：营养价值无差别
消费水平概述篇6
【关键词】私家车消费；动机
【中图分类号】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2）06-0135-1.5
本文将基于文化价值观对私家车消费动机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参考文献，借鉴和创立调查问卷量表，纯化筛选量表测项。接着进行大规模调查，把量表测项归类为因子，最后利用Pearson分析法得到
关于文化的定义莫衷一是。我们认为：文化是经过一定的时间，社会成员认可并竞相模仿的生活方式。对于价值观的概念也是众说纷纭。综合前人研究，我们认为价值观是一种持久的信念，它影响人们对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目前比较完整的文化价值观维度体系是霍夫施泰德（Hofstede）自上世纪80年代创立完善的。它包括权力距离、个人主义、男性化、不确定性规避和长期导向等5个维度。
Vigneron和Johnson在1999年研究西方消费者消费动机时考虑了人际影响和个我影响，前者包括炫耀、领先、从众等三种消费动机；后者包括享乐、追求精致等两种消费动机。由于文化背景不同，研究表明，中国消费者在“领先”、“表现内在自我”这两个动机上表现很弱。综合来看，消费动机主要有炫耀、从众、社交、身份象征、品质精致和自我享乐。
参考消费动机分类和文化价值观维度，生成了相关测项，以Q1-Q21，Q22-Q40标记。结合性别、年龄等5项基本资料最终形成初步调查问卷。选用可交互的pdf文档作为问卷形式。量表测项可能不能显著地代表概念，故需要对测项进行纯化筛选。
本研究发出问卷350份，收回有效问卷328份。男、女性受访者人数分别占61.3%和38.7%。在年龄方面，30岁以下被调查者合计占69.2%。在教育程度上，主要是以本科为主，占有率达60.7%，博士占10.1%。
通过考察因子负荷值和评分权重系数，参考总分相关CITC值和测项影响克伦巴赫α值的方式，最终确定了测项所归属的因子和因子名称。私家车消费动机有3个因子，因子P1“身份展示”、因子P2“事业社交”、因子P3“亲情社交”；文化价值观有4个因子，因子C1“事业为重”、因子C2“官本位”、因子C3“个人品味”和因子C4“规避失败”。因子与测项的归属关系见表1。私家车消费动机和文化价值观部分的KMO值分别为0.847和0.768，近似卡方值除以自由度91的值明显大于2.5，适合因子分析，其因子可以解释52.6%和53.8%的总方差。整体来说，收敛有效性和判别有效性都得到满足。
从调查结果来看，私家车消费动机因子P1身份展示最重要，包括张扬式的身份展示，例如开着外观鲜明的高档车去闹市，和低调式的身份展示，开车将得到服务人员更好的服务。所以炫耀和身份象征两个消费动机有相似和重叠的部分，人们没有刻意区分炫耀式的或者含蓄式的身份展示。消费因子P2事业社交主要描述改善工作同事关系和商业合作关系，以及满足家庭购物、旅游等商业活动需要。消费因子P3亲情社交主要描述加强父母儿女亲情和朋友友情。消费因子P2和P3均来源于社交这一消费动机，但是从实证数据来看人们潜意识里就把家庭生活这部分和工作合作以及购物娱乐等非家庭生活显著地分开。
在上述4个文化价值观因子和3个私家车消费因子之间存在12组可能的相关关系，经过Pearson相关分析得到了8组相关关系，如表2所示。如果相伴概率值不大于指定的显著性水平，则拒绝总体间无相关关系的假设，认为两总体存在线性相关关系。显著水平小于0.01（双侧）的相关系数标记为**，显著水平小于0.05（双侧）的相关系数标记为*。
根据这些相关性可以得到一些推论，为政府调控私家车消费提供参考，为企业提供营销启示。
【参考文献】
[1]朱晓辉.中国消费者奢侈品消费动机的实证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6，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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